1929年2月，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刘海粟衔教育部命赴欧，使命为“考察欧西艺术”。[1]而刘氏去欧之始，就遇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现实：“近年来日本政府乘中国多故，乘机预拨巨款，力事宣扬日本现代艺术，俨然以东方唯一之最高地位者自居。致欧人一般，亦视中国为过去，对于现代，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2]刘氏目击之下，颇为震动，遂“计划作较大规模之事业，既可表示中国艺术之伟大性，又可开国际酬酢之新纪录。……对于此事之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3]刘海粟非常清楚，在西方举办中国美术展，首先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具有影响力。而对他而言，说服政府赞助的唯一途径，还是得游说蔡元培出面疏通方有可能。 是年8月22日，徐志摩在致刘海粟的一封信中写道：“老蔡见过，对展览会事表示赞同，然于研究院花钱一 [详细...]

潘立勇 　　儒家人文精神蕴含着深刻的美育品格，并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化育之道；形成于“轴心时代”的命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奠定了这种文化精神品格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指归以之文化存在为本，以人对世界的情感体验和情感观照为中介，通过人与对象世界的各种关系的恰如其分的把握来化解各种矛盾，从而实现人与对象世界关系的和谐，解决人自身的安身立命的精神寄托，达到人的理想境界的追求。这种文化精神，在人与自然关系上，顺自然而以人为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上，循人伦而以和为本；在人与自我关系上，重体验而以乐为本。“循天道，尚人文”的人文倾向、“致中和，得其分”的中和境界以及“崇礼乐，赞化育”的美育工夫，这三者就构成了儒家人文精神由内而外、曲体而用、由境界而工夫的基本内涵和总体风貌，也成了中华传统精神文化共通的精神和最基本和最突出的特征。 [详细...]

潘立勇 　　　　　　　　　　二、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儒家人文精神作为在“轴心时代”形成，影响了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两千多年的一种主导性、共通性的文化精神，它的最显著特征是什么?或者说，它的根本指归和基本工夫是什么?用《周易》的元典说，就是“人文化成”，也就是“人心化育”；说得更具体些，那就是：通过艺术与道德的有机交融，以感受与体验为中介，实现对人生和人心的和谐化育，这就是儒家人文精神的美育品格。 海外一些著名的华裔学者对中华人文精神(主要指儒家)的具体理解不可能完全一致，但他们对中华人文精神的最基本特色的概括，却是大致接近的，那就是认为这种人文精神是内在的或内倾型的，它注重的是“向生命处用心”与“内在超越”。相比较而言，西方的文化精神是外向的，西方的人文主义也是外在的，由于超越经验的宗教及思辨的形而上学，都是以一绝对 [详细...]

潘立勇 　　理学家追求的理想境界以及实现这种境界的工夫，都深刻地包含着这种审美化育精神。这就是“乐”的境界和“乐”的工夫。王阳明曾说：“洒落为吾心之体，敬畏为洒落之功。”(《王文成公全书》卷5《答舒国用》)“洒落为吾心之体”即“乐是心之本体”，洒落与敬畏的关系，是本体与工夫，也即境界与工夫的关系。说敬畏为洒落的工夫，这还只揭示了宋明理学修养工夫的一面，而这一面是在将敬畏与洒落对待而言时所强调的；宋明理学人生境界的修养工夫还有另一面，那就是“乐”的工夫，也即“洒落”的工夫，通过“洒落”工夫达到“洒落”的境界。因此，理学家们都非常强调在“如何为乐”上做功夫。如果说在境界论上理学家们念念不忘追寻“孑L颜之乐”，那么在工夫论上他们则反复咀嚼孔子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三段式理论，他们无不体会到，人仅知善 [详细...]

摘要：本文深入分析了美育误区及其可能带来的危害，提出美育既不是人人写诗、画画、唱歌，也不等于单纯的艺术教育，而是通过美的形象感染人、触动人、纯洁人，使受教育者能敏锐地判断美、丑，并把对美的追求变成理想，自觉鞭挞丑恶现象，促进社会最终形成疾恶扬善的良好风气的手段。 　　关键词：美育艺术教育 Title:AestheticEducationisnotEqualtoArtEducation UnitofWriter:ArtsandCraftsDepartment,Bengbucollege Add:No.801EastofShengliRd,Bengbu,AnhuiSummary: Thisarticledeeplyanalyzesmisunderstandingfieldtoaesthetic educatio [详细...]

1929年2月，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刘海粟衔教育部命赴欧，使命为“考察欧西艺术”。[1]而刘氏去欧之始，就遇到一个令他难以接受的现实：“近年来日本政府乘中国多故，乘机预拨巨款，力事宣扬日本现代艺术，俨然以东方唯一之最高地位者自居。致欧人一般，亦视中国为过去，对于现代，只知有日本，而不知有中国也。”[2]刘氏目击之下，颇为震动，遂“计划作较大规模之事业，既可表示中国艺术之伟大性，又可开国际酬酢之新纪录。……对于此事之计划，分为两步：第一步征集中国现代绘画作品在欧展览，第二步与欧洲各国订约交换展览。”[3]刘海粟非常清楚，在西方举办中国美术展，首先必须得到政府的支持，才可能具有影响力。而对他而言，说服政府赞助的唯一途径，还是得游说蔡元培出面疏通方有可能。 [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