寿山石雕起源

寿山石雕的起源因考古的发现和鉴证而逐步推前。迄今为止所出土的寿山石雕文物，最古老的应为南北朝（公元420——589年）。1954年在福州仓山区桃花上福建师范学院工地上发现南朝墓葬一座，出土石猪一件，高1.1厘米，长6.4厘米，伏卧状，是用长方形的福州寿山老岭石雕刻，线条、刀法简练，形态粗犷。1956年以后的近十年中，福州又陆续从发掘的十五座六朝墓葬中出土了同类的寿山石小猪。1965年在福州北郊二凤山工地发掘的一座南朝墓葬，也出土了类似的石猪一对，同时出土的还有“元嘉二十二年乙酉”的纪年墓砖。元嘉二十二年，即公元445年，可证寿山石雕艺术至少开始于一千五百年前。



俑，是中国雕塑艺术的瑰宝，自新石器时代出现俑之后几千年来，俑的艺术千姿百态，其质有铜、银、木、石、玉、陶等。南朝墓葬出土的寿山石动物为俑类雕塑艺术增添了风采；而寿山石猪的发现使寿山石雕艺术源于南北朝之说遂为专家们确认。


在此之前，寿山石雕始于唐宋的说法曾经持续了很久。高兆的《观石录》曾说：“宋时故有坑，官取造器，居民苦之，牵致巨石塞坑”。所谓“造器”便是指石雕。毛奇龄的《后观石录》也取相同的说法。1966年，福建著名金石家潘主兰，在他编写的《寿山石刻史话》一书中提出“福州寿山石刻，远在南朝时代就有了动物创作，这样看来，它至少有一千五百年左右的历史”。首次在文字上将寿山石雕刻史推前了五百年。


福州市博物馆的藏品中，有一件从古墓中发掘的寿山石翁仲俑，石材为老岭石，形制与汉代玉雕的翁仲风格一致，一些考古专家曾推测为汉代之物。但是未发现有纪年墓砖，故此推断尚待证实。正如中国雕刻艺术的始源，由于1987年辽宁地区发现了六千年前的小雕像，使中国雕塑艺术的起源至少提早了三千年。如果寿山石翁仲俑得到证实为汉代之物，寿山石雕得起源将再推前二三百年，正值中国雕塑史上成就辉煌得时期。随着今后考古工作得发展，根据新的考古发现，寿山石雕的起源年代也许将会推至更为久远。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太平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宗教亦大行其道。佛教自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至唐代已极为昌盛。在福建偏远的寿山乡一带也大兴寺院，地方志上曾记载的便有延庆禅院、镇国禅院、广应院、翠微院和林洋寺等多所，僧众达数千人。一时善信四至，香火鼎盛，相传寺僧们曾就地取材用寿山石雕刻佛像、托钵、念珠、配件等，除自用外，还作为纪念品答赠各方来客，惜至今未发现有唐时遗物。寿山广应院创建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公元887年），在其遗址上虽曾发掘出龟、马等半成品雕件，然广应院二度毁于明洪武（公元1368—1398年）和崇祯（公元1628—1644年）年间，遗物也有可能为明或宋所制，故未能确实是否为唐代之物。


从前后两部《观石录》可知寿山石在两宋时已大量开采，专业、非专业的石雕队伍亦已形成，寿山石刻也被列为贡品。唐宋时俑制十分兴盛，也是中国古代雕刻艺术的繁荣期，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雕刻艺术被大大推进一步。在古俑的制作方面，中国北方出现大量陶俑、纸俑、木俑，作为陪葬品，闽中地区民间则大量采集寿山老岭等地粗石雕刻古俑殉葬。从福州、闽侯宋墓出土的众多明器可以证实当时寿山石俑非常普遍。福州市博物馆收藏有1965年从福州东郊登云水库工地一座北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墓葬出土的文物，其中有寿山石刻的文武俑、侍俑、男女俑，形式有立像、坐像，姿势大多作拱手状。动物类有青龙、白虎、鸡犬、龟蛇以及十二生肖等。这些石俑，人物类的尺寸大小都比较统一，形象也较为粗犷；动物类则不然，寸度大小差距很大，大者高11厘米，小则仅高3.15厘米，造型简单，神态生动，龟、犬、虎的姿势各不相同。此外，还有1966年在金鸡山发掘的南宋宁宗嘉定元年（公元1208年）墓葬，出土了石俑数十件，这些石俑造型朴实，刀法简练，体制与前所发现的基本相同。从这些出土石俑可窥见宋代寿山石雕的艺术风貌和发展水平。
在大量出土的宋代寿山石俑中常见蛇身人首俑，而且有高11厘米，宽3.1厘米之大俑。据此可知直至宋代，福州地区仍然以蛇作为图腾标志。“闽”为福建的简称，“闽”字在门之中有一“虫”，“虫”是一条盘曲的眼镜蛇的象形。寿山石雕的人面蛇身俑与福建简称“闽”，以及闽人乐以蛇为图腾有着历史的关系，这是寿山石雕艺术的地方特色。


1973年6月在黑龙江中兴地区挖掘的金代（公元1115—1234年）中、晚期墓葬中出土褐色寿山石雕“飞天”，其脸型服饰均与宋壁书相似，福建石雕何以能辗转千里而到达北国他乡呢？这是一个待解的文化之谜。但可见寿山石在宋代已为世人所珍视。据南宋涥熙年间（公元1174—1189年），梁克家编纂的《三山志》记载，宋时福州已大量开采寿山石用于雕刻，精美者作为贡品发运汴梁，成为宫廷玩物。大者为达官贵人陈列于几案欣赏，小者则成为文人雅士手中的玩赏品。宋代的雕塑艺术是继唐代以后的辉煌时期，必定对寿山手雕有所影响，可以想象，其他类型的寿山石雕艺术品应当比目前已出土的寿山石俑更精美更多彩，惜迄今尚未能发掘得更多宋代珍品，使我们无法一览宋代寿山石雕艺术的全貌。


《元、明、清寿山石雕的兴起》


相传元明之际，著名画家、诗人王冕（公元1287—1359年）首创以花乳石治印，改变了历代沿用铜、玉作为印材的历史。花乳石已无可考，但属叶蜡石则无可置疑。寿山石亦系叶蜡石矿物，以其柔而易攻，即容易雕刻的特点成为印章的最佳材料之一。


前人的金、铜、玉、铁印章或铸都在章上留印鼻，或刻有各种古兽之类作为印钮。印鼻或印钮必穿一孔用彩结线穿系佩于腰间，钮饰除了为实用之外，还可以作为一种艺术品来欣赏。印章钮饰艺术由来已久，是随着印章产生而出现的一种艺术。


寿山石章钮饰最初是受铜、玉等玺印钮饰影响，雕刻简洁、概括。石巢老人在《印石辨》一书中说道：“五十年代初期，泉州苏大山先生捐献明李卓吾遗印二枚，系于清同治年间修理林氏宗祠时出土。一镌白文‘李执’二字（现藏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一镌朱文‘卓吾’二字（现藏泉州市文管会），钮刻单狮，蹲坐侧首，神态淳朴，可由此窥见明代制钮的风格。”又说：“元明两代圆雕的发展情况无史可考，传世实物亦罕。1930年1月《东方杂志》第27卷第二号，中国美术号，卷首插图载一件题为‘曙光’（原题为如日之升）的寿石山雕，评介道：刀法高古，皴法雅结，布置深邃，石质温润，颇有宋元书意，并判认此石雕应为以前之作。”可见元明的圆雕作品也以简洁为主，如福州民间的收藏家所藏的《天官赐福》印章，造型简陋，形体粗广，刀法直线刻画，脸部、手脚也都只是略加表现，并无深雕细刻。

于此时期，印章边上浅浮雕山水、花鸟有如明间剪纸画，既不婉转又韵味不足，雕刻的厚度竟达2毫米。福州市博物馆所藏的一方半山芙蓉印章《梅》系明末的作品，艺人利用半山芙蓉红与黄两色构思腊梅从上而下，手法还是浅薄的浮雕，上部的梅枝还有些通透，但刻工并不十分精细，是为早期的薄意雕刻较典型作品。至于当时在印章四周雕刻山水风景的浅浮雕则更为粗糙；究其原因，乃元明石章的与起是以篆刻为主要施艺点的，印钮雕刻或在印章四周刻画均属次要，略起装饰作用而已，尚未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手法。


至清代，寿山石雕进入了鼎盛时期。有史以来最早的两部寿山石专著便于清初面世。康熙七年（公元1668年），福建侯官著名学者高兆黜官回乡，见友济“怀瑾握瑜（指玩赏寿山石），穷日达旦，讲论辨识”，便从友好处收集了一百四十余枚寿山印石进行研究分析，并写就历史上第一部评介寿山石的专著《观石录》。康熙二十六年（公元1687年）著名学者浙江萧山毛奇龄客居福州，自得寿山美石四十九枚进行究识，他以纪事体材于康熙二十九年（公元1690年）写成《后观石录》，对寿山石色彩、质地及雕艺均详为描述，并首次提出“以田坑为第一，水坑次之，山坑又次之”的三坑分类法，为后人树立了品石准则，影响至今。前后《观石录》问世以后，推动了名流学士、豪门贵族以及民间“争玩”寿山石之风，这“天生尤物”更由此“挤身宝石之林”。


清代，寿山石被纳入官府课税的范围。达官贵人除自己收藏赏玩寿山石和雕件外，还搜集珍品进贡帝后等御用。北京故宫博物馆现尚存有用寿山田黄石雕刻的皇帝、皇后玺印，以及用田黄石、芙蓉石雕刻的亲王及大官使用的私印。寿山石雕刻品（主要是圆雕）自此得到宫廷的青睐，清宫造办处亦直接雕制了不少精美绝伦的寿山石工艺品。


清代寿山石雕艺人中最杰出的有杨璇和周彬。杨璇，字玉璇，又名玉睿、杨积，康熙年间（公元1662—1722年）漳浦人，客居福州。善雕寿山石人物、兽钮，首创对寿山石“审曲面势”，即利用寿山石的丰富色彩进行巧雕，无论人物或动物的造型都形、神、情、趣兼备。他构思巧妙，刀法古朴，是公认的寿山石雕艺术的“鼻祖”。杨璇的杰作《达摩过江》，石材系黄高山石，高约10厘米，达摩左手提衣，右手托着草鞋，头部稍侧略向前，显现过江之势，动态极为自然。达摩面额饱满微凸，双眼圆睁，鼻宽且平，两唇微张，有全神贯注之情；衣纹的雕刻疏密有致，富节奏感，衣服上并镶嵌有宝石，可谓匠心独具。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杨璇所雕的一套《寿山石雕十八罗汉像》，是据汉人形貌雕刻而成，虽不是传统上的“胡貌梵像”，但却展示了内地佛像的神态风格。雕刻刀法流畅，眉目传神，衣纹流动，真切自然。《十八罗汉》的第一尊和最后一尊的背面都有绘纹“玉睿”款。

继杨璇之后另一杰出的石雕名家周彬，字尚均，康熙时漳州人。民间传说他曾被选为清廷御工；对此，潘主澜先生在《寿山石刻史话》中曾加以考证，认为属于误传。概因杨、周的作品艺冠当时，每有所出，便为地方官绅索为贡品，宫廷中的寿山石雕珍品多是他们所做，故有此说。周彬的艺术风格兼取华茂一路。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有他的一件作品《罗汉》，是以芙蓉石雕成。罗汉通高10．1厘米，面容祥和，体态敦厚。衣物上饰有团花番莲和云纹，衣领、袖口和衣缘处镶嵌米粒般大小的青金石、绿松石和珊瑚，五色缤纷，绚丽多彩。罗汉背后钧刻八分书“周彬”二字。


周彬擅长印钮雕刻，兽钮多用夸张手法，形态与众不同。作博古印取青铜器纹样而又别出心裁，常在纹样或边栏不断纹中隐藏双钩篆书“尚均”二字，雕刻之精细程度令人叹为观止。杨、周二人在寿山石雕上的杰出成就为后世留下宝贵的艺术遗产。


另与杨璇同时期的魏汝奋至今虽未能见到关于他的文字资料，然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上海博物馆、福州博物馆均收藏有他所雕刻的罗汉像，这些作品形神兼备，刀法娴熟，艺术水平极高。


寿山田黄石在清代已被推崇为石中之王。爱新觉罗弘历（乾隆）当太上皇时曾命人镌刻一件田黄三链章，一块田黄石切割为三方印章而又有活链连缀，非大块的田黄石是办不到的，而且活链连接三章，难度之高更不是一般石雕艺人技所能及。三方印的印文雕刻精美，左边的“乾隆宸翰”为方形，右边的“惟精惟一”也是方形，中间的“乐天”为椭圆形。由石雕艺人和篆刻师合作完成的这件珍宝，成为乾隆皇至高无上的象征。


台湾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套清代田黄石《鸳锦云章》印，全套共九方，每方均刻有古兽印钮，有狮、天马、辟邪等，九钮各异，构思精巧，刀法浑圆古朴。此套印清末藏于景仁宫，乃东六宫之一，原名长寿宫，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更今名，顺治十二年（公元1655年）重建。康熙皇帝在此出生，乾隆帝、道光帝为太子时，曾在此住过。清末为光绪珍妃寝宫。《鸳锦云章》印另附一本印谱，封底另贴一签，上写：“御花园”，意味此套印曾存于御花园。印文由“循连环”三字组成，每方印有九个字，成井字排列，每方印篆体不同，九方印就有九种篆文，“循连环”三字经不同的排列组合，有二十七种排法。田黄切成相同的方块本已十分难得，加上钮工与篆刻家的精心合作，构成这套稀世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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