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情”不成美术

如果把艺术的“形象”看作是一种“符号”（symbols），一般说，在“抽象”或“半抽象”的艺术中比较容易为人理解和接受，例如古希腊或埃及的装饰性图案中经常出现的一种高度抽象化了的莲花纹样；而且，把这类艺术形象中蕴含的一定内容说成是某种“审美情感”，也不大会引起太多的异议。但是，对于另外一些“写实”（“具象”或“摹拟”）的艺术形式，情况便有所不同——如果说这类“写实”的形式中亦同样蕴涵着一种审美的情感，却容易使人产生疑虑。这恐怕正是亚里士多德所创的“摹拟论”的美学思想和观点至今仍有颇大势力和影响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往往被那些“栩栩如生”的写实性外貌所惑，使人流连于画幅上出现的那些魔术般的幻景，逼真得使人恍如身临其境而目迷五色，眼花缭乱，特别是西方绘画中的那些高度“写实”的所谓“幻觉主义”（Illusionism）的作品更甚。难怪康斯坦勃（John Constable）这样极有造诣的大画家也会产生美学上的迷惘。他竟然说：“绘画是一门科学”，而且“应该作为自然规律的一种探索来从事。既然如此，为何不能把风景画看作自然哲学的一个学科，而图画只是它的实验呢”。这样，我们也就更不难理解19世纪的一些俄国美学家如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他们当年所处的那个写实艺术的历史大氛围，也自然会使他们得出“美即生活”的结论。见到过俄国19世纪的画家列宾的名作《伊凡杀子》（尽管是印刷品）的人，大都不会忘却画中的主角伊凡雷帝的神情刻画，特别令人难忘的是画家突出描绘了伊凡的令人震骇的眼神；同样，他的另一幅代表作《伏尔加纤夫》，也使人久久不易忘怀。

因此，有相当数量的艺术作品，它们较为“真实”地描摹了客观世界中的某些事物的固有的形貌，并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又正因如此，美学家们往往把“美”的根源简单地归诸自然本身，这也是不难理解的。大自然中出现过许多使人感到“美”的风景，“美”的花卉，“美”的人物，“美”的情境和生活，广义地说，不妨都可以冠以“自然美”的名称，以相对于“艺术美”的概念。正因为人们不仅欣赏画幅中出现的花鸟和风景，也同时欣赏大自然中存在着的风景和花鸟之“美”，“自然美”的现象确是无法否认的实在情况。也许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也就无法简单地否定“写实”的艺术形式应有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同时也无法否认被描摹到画幅中去的某些外界客观事物的固有形貌特征也应该具有一定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因此许多人很难苟同贝尔（C．Bell）笼统地把画幅上出现的“再现因素”（representative element）一概说成是“非审美”的见解。虽然贝尔在他的名著《艺术》一书中也把“自然美”称作“美丽的东西”（beautiful thing’s），但他却认为这种“自然美”“不能象艺术品一样感动我们”，他认为大多数人称自然之“美”（beauty）这个词是“非审美的”（unaesthetic）。这确也是一个很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美学问题。

然而，贝尔在他的这本著作的另一处又说过：“‘再现’并非一定有害，高度的‘写实’（realistic）形式也可能是极有意味的。然而，‘再现’形式的应用往往是一个艺术家低能的标志。一位艺术家如果无力去创造出哪怕是极其细微地能激起‘审美情感’的形式时，他只得用唤起日常感情的方式去弥补其不足。而要唤起日常情感（emotion of life），他必定要利用‘再现’的形式。某人之所以要画一幅处死刑的图画，只是因为他怕创造不出‘有意味的形式’，于是退而求其次，只得采用引起一种恐惧或怜悯的日常情感的手段。某位艺术家，如果他倾心于表现日常生活感情，往往是由于他的‘灵感’明灭无定；如果某位观众极力寻求那远离艺术形式的生活感情，则是缺乏艺术感受能力（sensiblity）。这意味着他的审美情感很弱，或者说不同程度的不完整。……因此，他们把平凡的生活感情——他们唯一能感觉到的事实和观念，硬塞进艺术作品的形式中去当作审美的情感”。细读贝尔的这些话，我们不难理解到：原来他所说的“非审美”的意思，不过是指一种较低级的“审美”和艺术而并非绝对的“非审美”；其次，这种精神活动的内容之中，“日常生活感情”多于“审美情感”的因素。细加琢磨，贝尔的这些见解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他的这个见解中包含着两个很值得进行深入探索的问题：其一、所谓“日常生活情感”和“审美情感”，两者的区别及其关系；其二、所谓“再现因素”所能蕴含的内容，是否只能是日常情感“再现”的艺术形式，是否也同样能表现某种“审美情感”？如果能，它同“非再现”的艺术形式又有什么区别？下文我们将逐步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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